歷史學

19 世紀的時間感與民族主義

「中原標準時間」毫無疑問是現代的產物。

十九世紀以前的人,幾乎沒有任何理由要去統一每個地方的時間。如果你生活在農村,你不需要知道現在是幾點幾分,因為你的時間感是大塊大塊的。你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中午休息多長時間,也是看太陽的猛烈程度而定。

就算你生活在城市,你也不需要知道其他城市同一時間是幾點幾分。霍布斯邦在《革命的年代》一開頭就提醒我們,即便到了 1820 年,假如你從倫敦要寄一封信到德國漢堡,漢堡那邊的人至少得等上一個星期才會收到,因為倫敦到漢堡這條郵路,每三到四天才會有人跑一趟。這都還算快的,霍布斯邦繼續提醒我們,1789 年7 月14 日,巴黎的巴士底監獄被攻陷,然而法國北部的佩羅納鎮卻是到了28 天之後才聽到消息。

「中原標準時間」之所以出現,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鐵路的發明與普及。為了製作車班時刻表,歐洲人才第一次感受到了「標準化時間」的需要。

我們現在熟悉的這套時間系統,是到了 1884 年才正式成形的。1884年 10 月,25 個國家的代表都來到了新大陸的華盛頓特區參加「國際子午線會議」,是在這場會議上,人們才正式決定將那條通過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子午線定義為0 度經線,並且將全世界區分成24 個時區。

以上這些,都只是簡單的歷史事實。如果你對「時間感」這個議題有興趣,你只要花一點點時間搜尋,就能夠找到上面這些材料。然而,只有極少數、極少數的人能夠像班奈迪克.安德森那樣,從成千上萬的平凡素材當中,洞察出「時間感」與民族主義之間的深刻關聯。

安德森認為,資本主義的興起帶來了兩項新興的商品──報紙和小說,這兩項商品深刻地改變了所有人感受時間的方式。

報紙,其實是一種非常特定的對時間的理解。假設一份報紙有八個版面,無論前一天發生多麼多的事情,或是只有多麼少的事情,它都還是八個版面。一份報紙,它不斷不斷告訴讀者的潛在訊息就是:你正在閱讀的,是前一天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體育、文化⋯⋯等領域當中最重要、你最需要知道的訊息。

並且這些訊息是有明顯的地域範圍的。如果你在報紙上讀到一條消息,說衛福部宣布明天開始民眾可以接受疫苗接種,你不會誤以為是菲律賓人明天要開始施打疫苗,也不會誤以為是美國人明天要開始施打疫苗,你會知道是台灣人明天開始施打疫苗,因為這份報紙有一個很明顯的讀者範圍,那也就是台灣人。

安德森指出,18、19 世紀的殖民地人民,正是在日復一日儀式性的報紙閱讀當中,產生了一種新鮮但深刻的時間感,那就是「前一天所有發生的重要的事,都是由這份報紙的所有讀者群所共享的,並且只有這個群體」。換言之,透過報紙的閱讀,殖民地的人開始意識到,每一天、每一天的重要事件,都是由同在殖民地的同一份報紙的讀者群所同時性地(simultaneously)經驗到的。

而這,安德森指出,便是形塑「民族」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最重要的基礎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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